五行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神奇变幻的“魔方”，它于变化中解析世间万物，并将政治道理、人情伦理也纳于其循环变化的系统中，因此有了五行说，风水术的基本内容就能自圆其说。如果说 “万物莫逃乎数”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，万物莫逃乎五行，顾颉刚先生认为“五行，是中国的思想律，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，2000多年来，它有极强的势力。”
李约瑟也认为“五行说的影响之大，传播之广，使它遍见于中国古代及中古的一切科学和原始科学领域。”在先秦的典籍中，《诗》《周易》《道德经》《论语》尚未谈到五行，只有《尚书》有两处谈到五行，其一是《书·甘誓》中载：“大战于甘，有召六卿。”王曰：“嗟！六事之人，予誓告汝，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，天用剿绝其命，令予惟恭，行天之罚”。它表示，有扈氏轻慢五行生克的规律是违背天道的，所以要号召六军将士剿绝之，其二是《书·洪范》言：“五行：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”五行思想始于春秋，如《左传》中记载的晋人郤缺在解说《夏书》时说：“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”谓之六府。这里将“谷”附于五行，总数为六府。但五行作为五种物质的定义已经产生，同时《左传》还记有以五行原理占卜的故事，如晋国的史墨，在哀公九年，赴鞅准备出兵攻齐或宋时，其卜辞兆有水流向火之象，据此，他认为齐可攻也。时至战国末期，齐国学者邹衍多得诸侯之礼遇，他在齐国受到重用，往梁国，梁惠王出郊迎接，并行宾主之礼，至赵国，则平原君为他拂去席上的尘土，他到了燕国，昭王为他扫路、引导，并且请求做他的弟子。但是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”，邹衍终因其奇才遭嫉而受害。邹衍身陷囹圄时，仰天大哭，当时正值五月，哭声感动上苍，竟然下起霜来。其所作《主运》，惜已亡佚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记有他的著作105篇，也已散失，但他的“五德始终说”却散见于其它典籍而传之于今。至战国时人们将五种物质元素纳入到时间的体系，就使其五德与帝王兴替的国运联系在一起，我们不仅在过去的历史中可以找到根据，而且可以看到此根据为后来者所普遍遵循。在先秦的典籍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五行思想在中华文化最灿烂的时期，支流滔滔，主流滚滚之势，如《墨子·经下》言：“五行毋常胜，说在宜。”按孙诒让释：“言视其生克之宜。”孙子说：“故五行无常胜，四时无常住。”这证明，当时的人们已经在运用五行生克的原理找到了事物的联系方式：
生：金—→水—→木—→火—→土。
克：水—→火—→金—→木—→土。
但是，必须指出的是生与克都不是绝对的，有时生而不足，反受其制，有时，克之不足，反受其克。而且，即便是克的关系，两者之间也有其相互依赖的方面。今天，盛行的马列主义有一个重要观点，就是事物是普遍联系的，世界的发展正是在普遍联系的作用力下产生的。可是马克思主义只是建立了普遍联系的世界观，并没有回答事物是如何联系的，即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上的方法论。而古代的中国从早已解答了这个问题，即事物的联系是在相生、相克、相刑、相害、相合中发生的。风水，正是通过这种哲学思维的方式认知着世界，如此，就使表面上显示着客观的世事有了人文的思想，有了这种人文思想，人们的感觉方式就越来越接近并进而亲近了自然，于是，人类原本对自然的感觉也就与人的精神（即认知世界的主体）融合在一起，于是，中国人就有了与西方哲学迥然不同的世界观——天人合一。
